古代文学中的中医文化

“痞子作家”冯唐在被问及他为什么热衷写“黄书”时,淡然而答道,他把性事当作科学一样探究。而在被问及这么热衷涉黄的他平时讲不讲黄段子,冯唐答,““你写一本黄书,别人有权利选择看或者不看。可是你讲黄笑话呢,你当着人面,多数人不好意思不听。所以我觉得人要尊重另外的个体。”

“医儒不分家”,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。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夫子,大都略通岐黄之道;而悬壶济世的老郎中,也会附庸风雅子曰诗云一把。在宋代,范仲淹“不为良相,当为良医”的理念深入人心,济世救民成为读书人的两大抱负。至此便出现了“儒医”之名。朱肱、许叔微、李时珍等都曾习举子业,而王安石、苏轼、沈括等一大批文坛巨匠,医学功底也十分了不得。因此,书生气很重的古代良医们,常常将中医学的很多知识,用一种非常浪漫写意的方式表达出来,其构思之奇特,用词之精巧,往往使人惊叹不已。下面以隐名、谜语、对联、诗歌、戏剧、小说为例,来看看文学艺术中的中医现象。

古代文学中的中医文化。的确,在涉黄这一点上,擅玩文字者要比不擅文字者幸运许多。同样都是玩赏肉体之欢,擅玩文字者事后可以根据经验记忆想象,把床第之欢付诸笔墨,或流芳千古,或遗臭万年,如《金瓶梅》,《玉蒲团》,《灯草和尚》,《卡萨诺瓦回忆录》等。

一、隐名中的中医

奇妙的是,原本不足为外人道的床第间的淫乐,一经文字的巧妙过滤,即使依然露骨直白,已经把类似AV的直观视觉刺激转换成较为间接的文字意淫。我认为,这就是淫与色的分水岭。前者纯粹为了激发生理反应,后者则更是一种更为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。它们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。

所谓隐名,就是利用双关、借代、析字、藏字等手法,将意思显示在言外,须经分析解释才能明白。中医、中药的隐名,实际上是一种秘密传递中医、中药信息的方法,其意思表达隐晦曲折。中药隐名,起源很早。唐代元和年间,西蜀有位叫梅彪的文人,撰《石药尔雅》“所集诸药隐名,以粟、黍、蕎、麦、豆为五牙”。(明·李如一《水南翰记》)不知道梅彪集药,何以隐名?也许是保密,也许是故弄玄虚。而明清一些江湖医生将中药隐名,“不过是市语暗号,欺侮生人”。(明人小说《生绡剪》第九回)但虽然如此,他们所作的隐名,也真是挖空心思,颇有文化气息。如:恋绨袍(陈皮)、苦相思(黄边)、洗肠居士(大黄)、川破腹(泽泻)、觅封侯(远志)、兵变黄袍(牡丹皮)、药百喈(甘草)、醉渊明(甘菊)、草曾子(人参)等。

在禁忌话题上玩赏文字的乐趣,不亚于在床底上面玩赏肉体的乐趣。在这一点上我和冯唐的观点是一致的。

有些中药隐名,大概是为防止病家对不雅药物随意联想而设,比如:金汁、人中白、人中黄、五灵脂、蚕沙、血余炭等。这些药物,要么是从人或动物的尿液、粪便中提取的,要么就是毛发指甲的制成品。这些不雅药物如果不用隐名,那病家知道药物的来头,恐怕就没有人敢下口。为避不雅联想,不知哪位高人稍加变通,略施笔墨,便让此良药得以流传,并进而成为药物的正名。可见,“美其名曰”的事情有时候也是可取的。

这种文字上的玩赏,并不仅仅局限于黄色小说。它可以是艳词,笑话,甚至是谜语。

有些药物隐名是为了提高疗效,而用隐名来防止病人“知情”。据说过去天津有一位叫陈方舟的医生,就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:

因为是谜语爱好者,多年来耳闻目染甚至亲手炮制形形色色的“色谜谜”不计其数。兹举例一二:

有位富商得了重病,陈方舟医生给他开了个药方,要他连服三剂以后再来复诊。商人服完三剂以后,觉得病症仍然没有好转,于是另请名医施今墨先生为他治病。施老先生诊脉以后,又看了看陈方舟医生开的药方,只见药方上写着:“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甘草”四味。于是告诉富商可以仍按此方连续服用。但是,富商连说不行,硬要施老另开处方。施今墨发现眼下无法说服富商,只好挥毫写下这样一张药方:“鬼益、杨枪、松腴、国老。”商人高兴地走了。富商按施今墨的嘱咐,连服了二十剂以后,病果然好了。于是,富商携厚礼向施老致谢,施老却要他去感谢陈方舟医生。富商不解,施老告诉富商,他所开的处方,实际上就是陈方舟医生开的处方,只是换了一个说法并增加较多的剂数而已。施老处方上的“鬼益”就是“人参”,“杨枪”就是“白术”,“松腴”就是“茯苓”,“国老”就是“甘草”。这四味药俗称“四君子汤”,是用来补气的。商人一听恍然大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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